(一)CSR报告进入平台期
9月底，我到阿姆斯特丹参加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利益相关方委员会的年度会议。我已经两次担任利益相关方委员会委员，每次任期三年，今年是第二次任期的最后一年。每次例会，委员们都会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报告)、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全球趋势、GRI机构的发展策略等议题进行讨论。
从讨论情况看，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盟地区越来越明确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地位，并持续推动企业乃至金融机构披露非财务信息。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然而，作为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之一的CSR报告却在一些地区出现增长放缓的迹象，也引起委员们的关注。
根据KPMG在2015年对各国大企业发布CSR报告状况的调查，从2005年到2011年，各国100强企业的CSR报告数量迅速增长；从2011年到2015年，增速明显放缓。虽然73%(2015年)的比例不低，但对比全球250强92%发布CSR报告的比例，各国大企业仍有显著改进空间。
图:全球250强及各国100强企业发布CSR报告的比例
绿色代表全球250强企业披露CSR报告的比例；紫色代表各国100强企业披露CSR报告的比例(均值)。
资料来源:KPMG Survey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Reporting 2015
中国情况十分相似。在经过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后，中国企业发布CSR报告的数量也进入到平台期。根据商道纵横《价值发现之旅》研究报告的统计，2015年中国境内共发布1601份社会责任报告，同比下降457份，其中有1451份由企业发布，同比下降188份。如果只统计上市公司发布的CSR报告，情况要好一些:CSR报告仍保持增长，但2013年之后的增速也出现明显放缓。
图:沪深两市上市公司CSR报告数量
资料来源:MQI数据库，www.MQI.org.cn
详见《沪深上市公司CSR报告的最新统计与评析》
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深思:是什么原因造成CSR报告进入平台期?这会不会是一个拐点?未来CSR报告及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CSR报告进入平台期的原因分析
首先来分析一下CSR报告进入平台期的可能原因。综合各方反馈和笔者分析，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政策的红利开始消退。不可否认，过去十年，中国CSR报告的数量出现井喷，从两位数增长到四位数，政策刺激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可以从统计数据上找到依据。从增幅来看，2009年报告数量(623份)的增幅是近十年最大的，同比翻了两番(4倍)。这个时点和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沪深两市鼓励上市公司发布CSR报告的时点基本吻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统计:央企大约100家，上交所的CSR报告政策大约针对300多家上市公司，深交所的政策大约针对100家上市公司，合起来大约是500家，恰恰接近2009年CSR报告数量的同比增量(468份)。可见，国资委和交易所联袂造就了过去几年CSR报告的繁荣，国企(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及上市公司是报告发布的绝对主力(占比都超过50%)。然而，政策的红利是有时效性的，政令刚出，企业积极响应；时间长了，效果就会减弱。近几年，国资委和交易所都没有出台新的政策，CSR报告增长就失去了政策动力。这是今年报告增速回落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品牌的边际效益递减。多数企业都认同CSR报告有传播价值，可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甚至有企业就是为了品牌形象才发布CSR报告。但与早年相比，现在企业发布CSR报告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十年前，每年只有几十家企业发布CSR报告，每份报告的发布都可以成为一条新闻标题，也常常可见“第一”、“首份”的标签，媒体对CSR报告充满了新奇，十分愿意参加企业组织的报告发布会。如今，发布CSR报告已成为常规动作，企业为发布报告单独举办发布会的情形越来越少。近两年，我们建议企业要多运用新媒体的方式传播报告，但能用好的企业还是少数。
第三，报告的管理价值发挥有限。商道纵横在第一份《价值发现之旅》研究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CSR报告不仅仅是一份印刷品，更是一个管理工具。报告只是戴明循环(PDCA)中的“检查(C)”这个环节的呈现，但为了这个呈现，企业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划(P)、实施(D)和持续改进(A)。这些关于CSR报告的思想在GRI、IIRC(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等机构的指南、研究报告中都已经被反复说明，商道纵横也在研究报告和各种会议论坛上反复强调。但能将报告与管理结合的企业只是凤毛麟角，原因大致有这些:(1)目的不对，不少企业带着特别直接的目的发布报告，最常见的是满足监管机构要求，所以编写完成任务就完成，企业没有意愿将报告与管理融合；(2)部门不对，编写报告的工作常常被分配到品牌部、市场部、投资者关系部，这些部门往往并不涉及到CSR管理的事务，也不太愿意去插手；(3)级别不对，有的企业愿意往管理方向去推动，但主导这个过程的负责人级别不够高，可调配的资源不足，事情也做不起来。不管是何种原因，管理价值发挥不出来，报告的整体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企业发布CSR报告的积极性容易受挫。
第四，报告的分析价值有限。很多CSR报告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问题，甚至就像一份“好人好事”手册，与“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绩效”的本意相距甚远。因此，品牌采购商很难用CSR报告来判别企业的CSR绩效；投资者及分析师也很难从CSR报告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以分析企业的风险和真实价值。既然没有多少人看，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经营或股价，企业发布CSR报告的动力就更加不足了。
(三)信息披露路在何方?
那么，CSR报告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会是怎样呢?总体上说，我持乐观态度。之所以乐观，是因为纵观国内外大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企业增加透明度的趋势不改，发达国家对信息披露要求正在不断加码，国内不太会逆势而行。因此，我判断CSR报告平台期是暂时性的，不会持续太久。中长期(5-10年)看，中国CSR报告的数量会呈现V型向上或者震荡上行(取决于政策力度)。具体预测有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CSR报告的政策预期上升。如前所述，政策红利有时效性，与之相应，政策制定也有一定周期性。在经历了八年左右的政策真空期后(期间没有强力的关于CSR报告的新政策)，预计未来几年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从国际趋势看，新政策比较有可能以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为政策对象。此外，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业协会的政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近几年经常会看到省市或行业协会组织企业联合发布CSR报告，这对报告总量提升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报告主力将是大企业及上市公司。相对而言，大型跨国企业、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所以会更加积极地发布CSR报告。过去十年，中国CSR报告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点，未来数年仍将如此。中小企业，也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发布报告:品牌采购商要求供应商发布报告；股权投资者要求被投资公司发布报告。
第三，关注重点从数量转为质量，研究对象从全体转为典型样本。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内CSR报告研究要顺应报告发展的新趋势，不必再过多重视数量的升降，而应更加重视质量的优劣。因为，过去十年CSR报告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变革，在社会上形成一定认知，后面是“从1到10”还是“从1到100”并非本质差异。但报告质量是重要的，如果报告质量长期在低位徘徊，数量再多也没有意义。此外，因为报告主力将以大企业为主，因此研究对象也要从全体转为特别的样本，特别是:在华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民企100强、沪深300等，当然还可以截取区域样本、行业样本。研究这些特定样本所得出的结论会更有指向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数量化和媒介化的创新促进报告价值回归。CSR报告能否稳步发展归根到底有赖CSR报告的价值回归，或者说充分发挥CSR报告的真正价值。从手段上看，数量化和媒介化将是价值回归的关键，未来数年预计会逐步看到一些改进。数量化，也就是商道纵横倡导的MQI(关键定量指标)，只有企业能核算和发布有价值的数字，外部(特别是投资者)才可以更好将报告与企业价值关联起来，内部也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KPI管理。从《价值发现之旅》2016年对MQI数据分析的趋势看，报告对关键定量指标的披露逐年提升，我预计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媒介化，则强调报告要作为品牌传播、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工具，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如何能在新媒体时代进行创新，仍是一种挑战。如今，微信版报告已不新鲜，我预计未来数年会看到基于报告传播的各种创新，很可能会突破我们现在的想象。
图: 八个行业的MQI披露率均值
资料来源:MQI数据库，www.MQI.org.cn
详见《沪深上市公司CSR报告的最新统计与评析》
(作者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黄取情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转载自中国金融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