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群众反对项目的事件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等敏感项目的热议。和以往历次争议相比，这次争议的起点比较有趣，是科学之争，争议的战场是在百度百科。因为在争议白热化的时候，有人上百度百科改了词条，将从低毒改为剧毒。这一改动引起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的不满，以捍卫科学争议的态度重新将从剧毒改为低毒。此后又发生数论拉锯战式的词条修改。据媒体说，在最激烈的月日晚，词条每过半小时就会被刷新一次。
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我支持清华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问题就是科学问题，低毒就是低毒。不过，若是问我，是否愿意将放在自家门口？我还是会说，不愿意。原因有三。
- PX是低毒，但PX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有毒物质或高危工艺。PX是低毒还是剧毒，其实不是问题的本质，关键要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和健康（EHS）问题。网上有个评论很典型，纸张是无毒的，可生产纸张的工艺过程中会用到有毒物质。同理，几年前一个屠宰场发生液氮泄漏事故，屠宰场的鸡鸭是无毒的，但液氮却有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要让民众信服，不仅要普及PX毒性，还要普及生产工艺及EHS影响。
- 第二，技术可靠，但人不一定可靠。从科学角度说，许多研究学者都说垃圾焚烧是安全的，二噁英的产生是可控的，在法国日本垃圾焚烧很常见。但这不足以打消民众关于垃圾焚烧厂的顾虑。为什么？大家不是不相信技术，大家是不相信运用技术的人。PX项目也是如此。有人用新加坡PX工厂来说明PX有多安全。这无视了两国法制环境的差异。新加坡人不敢随地吐痰，因为要重罚，中国呢？要让民众信服，不仅要强调技术，也要强调技术应用的管理和法制环境，尤其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约束作用到底有多大。
- 第三，贡献GDP，但老百姓不一定看得见和摸得着。PX拉动GDP增长是一笔宏观账，但我们还是要算算微观账。经济学常说，风险和收益是相伴左右的，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PX既然对民众有风险，就应该对民众有收益。这个收益最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能只是增加GDP、创造就业等务虚的说法。几年前，美国德州电力（TXU）为了上马三个火力发电站，承诺给当地居民降低电价，因为火力发电站可能会让当地居民面临的空气污染风险增加。近期舆论的焦点多数被引导到“词条之争”，这本身倒没有错，但却不是全部的核心问题。客观的分析应该是包括前述几个重要的问题。因为，PX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是管理问题和经济问题。
- 项目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商界说我们对PX的需求量很大，地方政府说我们愿意引进PX，但民众说我们抵制污染。厦门、昆明、茂名，PX立项的消息一出便在民众中遭遇了强烈的反对。这个PX僵局该怎么破？我认为至少要从积极披露、真诚沟通、合理补偿这三个方面着手，而不是单纯论述PX是不是有毒。
所谓积极披露，也就是要主动、全面地向公众及核心利益相关方披露与项目相关的信息，尤其是与潜在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相关的信息。主动披露，要求地方政府或企业想人之所想，把别人想了解的信息披露出去，而不是像“挤牙膏”一般，别人多问一点，信息就多“挤出来”一点。全面披露，要求政府或项目业主完整地将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披露出去，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偷换概念。前文所论述的低毒与否就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群众最关心的是生产过程中是否会产生重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与“是低毒物质”并没有绝对的关联。
所谓真诚沟通，也就是多替别人着想，真正了解核心利益相关方的顾虑及期望，并予以回应。当前，我们看到许多仓促上马的项目是缺乏真诚沟通的，地方政府或企业只想早点履行完各项程序，开工大吉。所以，有的项目只在极小范围内征求意见，真正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却看不到消息；有的项目只在开工之日才广而告之，此前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有的项目将公示文件贴在自家大院或自家网站的一角，几乎没有人会看到。上述种种都是缺乏真诚沟通的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项目会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因此讳莫如深，以为生米做成熟饭之后，民众就无可奈何。殊不知越是这样藏着掖着，项目引起公众反弹情绪的概率就越大。民众的想法很朴素：“要在我家旁边盖个工厂？总要先跟我商量一下吧？总不能到开工的时候我才知道吧？”很多时候，企业如果能抱着真诚的态度与公众沟通，公众的态度往往会更加宽容。譬如最近韩国三星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部分中国供应商涉嫌违规，公众舆论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韩国三星报以掌声。这就是真诚沟通的力量。在项目中，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只是风险的大小和应对风险的举措。这个时候，政府或项目业主非要说项目没有一点风险，其实并不明智，更稳妥的做法是将风险要素披露出来，与民众沟通，并告知应对风险的具体措施，这反倒更容易赢得信任。
所谓合理补偿，就是根据项目产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大小，对受此损害的民众予以补偿。如上文所述，政府光谈项目对的拉动作用，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老百姓是听不进去的；对周边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因此面临更高的污染风险，应该用相应的收益来补偿这个风险。补偿可以是货币化的，也可以是隐性的，譬如前文提到的用降低电价的方式来补偿。在实际操作中，补偿额度如何测算通常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发钱的总觉得多，收钱的总觉得少。国内多数会用行政指令的办法去解决：地方政府确定一个数字，不能多给，也不会少给。在国外，有的地方开始引入一些市场化的办法确定补偿金额。譬如，美国卡图研究所（）提出用拍卖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在项目选址阶段选出不止一个地方，然后假设一个较低的补偿金额，从这个金额开始“起拍”，如果没有人接受，则提高补偿金额，如此循环，直到有人“举牌”接受给
出的补偿金额。这个方法选择了多个备选的地点，降低了项目“流产”的风险，比我们现在“试错法（一个城市抵制再转战另一个城市）”会更有效率一些。
上述三个方面若是能做好，僵局是可能化解的，至少不会引起短时间内民众聚集抗议的局面。但必须承认，信息披露充分了，沟通和征求意见时间长了，程序严格了，可能会增加项目成本，影响项目进度。前几年香港老太“叫停”亿港珠澳大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绮华这一位普通的香港老太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不合理不合法，因此她诉诸法院。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香港环保署年完成的环评报告无效，要重新做。港珠澳大桥项目因此延期，预计工程造价将上涨，建设方或因而多付数十亿港元。肯定会有人质疑香港老太的做法，但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个取舍和平衡的问题：在社会和谐与项目成本之间的平衡，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当下，不计社会成本一味追求显然是行不通的，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要求一部分人牺牲局部利益也存在巨大风险。如何取舍，是对官员及企业家的考验。
- 事件、什邡事件、启东事件都凸显了环境与发展之争，政府、企业和民众是里面的关键角色。几件事件的发展态势有共同点：民众把地方政府和企业摆在了对立面，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想要上项目赚钱，而不管项目对当地造成的污染影响；事件发生之后，地方政府先是试图通过各种解释和承诺去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不买账，直到地方政府宣布终止项目。这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信心的不足，民众怀疑地方政府监管企业污染、治理企业污染的决心和力度，因而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止项目。要改变这个格局，就要做出努力修复和重建社会信心。
在这方面，日本人有过经验教训。日本的水俣病刚出现的时候，被谣传为传染病，给患者和水俣地区的居民都带来很多苦恼，据说严重到“只要一听说是水俣病发年份出生的人，婚事就会告吹，聘用就被取消”的程度，水俣市生产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更是无人问津。结果，未患病市民迁怒于患病市民，导致市民之间、患者之间、患者同政府之间产生了许多激烈的矛盾。数十年来，政府也无计可施，直到年新市长上任。新市长认识到消除对立是地区重建的开端，上任伊始就举办水俣病牺牲者追悼会，公开承认以往市政府的水俣病对策是错误的，并对此做出了反省。此后，他又开办了各种学习会、演讲会、对话会、国际会议等各种活动，鼓励市民思考与行动。最终，水俣市在年制定了第三次综合计划，把实现环境重建和产业重建的产业文化城市”作为城市重建的目标。这并不是委托专家完成的，而全部是由市民参加制定完成的计划。此后，水俣市可谓旧貌换新颜，年获得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颁发的“生态城市”称号。
日本学者吉田文和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定损救助，即确定受害者及赔偿方案；环境净化，即控制污染源，并实施源头治理；社会修复，消除居民与企业、居民与当局的对立情绪，改善污染地区的社群关系；经济重建，谋求以环境为中心的地区经济重建，重塑可持续的地区经济。
日本人的经验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污染问题主要是在过去十多年暴露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重点是环境净化，只注重技术层面，却忽视了心理层面。但在民间，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产生了许多不满情绪，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民众对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决心和力度产生了怀疑。所以，地方政府一旦宣布支持高风险的项目，就很容易遭到民众反对。并且，因为缺乏社会信心，政府关于对高风险企业上马后高标准监管的种种承诺也不被认可。高风险项目无处安放。
所以，应对或类似事件，长期之举是重建社会信心，让民众看到并相信政府对环保是严肃的，承诺是能践行的。最近，浙江为敦促河流污染治理，提出让官员和人大代表带头下河游泳的要求，是个不错的办法，既推动政策落实，也有助于重建社会信心，值得倡导。
作者单位：商道纵横
文章来源于：郭沛源.破解PX僵局的术和道[J].世界环境,2014(04):20-22.
